全球化时代更要坚守文化主权

　　文化是民族的“标签”

　　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民族性意味着：在民族内部，由于一定的共同历史和现实利益而形成了共同的联系纽带，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使众多的个人和群体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则表现出主体生存权益、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独立特征，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互相取代的个性和差异。也就是说，民族文化对内意味着文化上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对外则意味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对内意味着共同的规范和习俗，对外则意味着自主的意识与权利。这导致一个民族往往具有共同的信念、喜好、标准和愿景，具有相似的心理倾向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签”，也是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独特贡献。尽管在全球化时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但是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歌德、鲁迅等人都明确指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与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能开阔他人的视野，活跃他人的思维，越能促进文化创意的产生，因而越有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可能大大加强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异彩纷呈。毕竟，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仅仅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多样性之中。离开了个性、多样性，追寻超越个性、多样性的普遍，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尊重和宽容、支持和鼓励民族文化的个性、多样性，是具有全球视野、发展需求和历史使命的表现。

　　文化多样性符合世界文化发展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殖民制度的崩溃，随着各国各民族的持续觉醒和崛起，各民族文化正在前所未有地大力彰显自己，并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的安全和命运问题。如为了与美国强调的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相对抗，加拿大学者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德国人则重申了自由、公正和团结，而东亚人则更多地强调群体、秩序与和谐。苏联解体后，逐渐完成转型的俄罗斯更是大力重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出传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至于许许多多弱小民族和欠发达国家，更是想方设法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对于世界文化生态来说，这种保护、彰显和创新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个性和差异，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保存并发扬文化的民族性、个性、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那种让民族文化价值观简单“趋同”的要求，实质上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这种观点实质上剥夺了某些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地位，取消了某些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权利，凸显的仅仅只是某些强势文化主体的利益，维护的仅仅是他们的文化需要。其结果，各种民族文化将在“趋同”的梦想之中，削弱甚至消灭自己，成为文化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个性、多样性，需要在战略上防止走向如下两个极端：一是各种文化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化进行压制，威胁文化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化压制必然引发文化冲突甚至战争。二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威胁。文化相对主义赞赏文化的多元并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可能演变为文化孤立主义。

　　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民族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做出自己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建构，在维护自身的文化主权、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与国际文化接轨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坚持对外开放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一方面，要确立民族国家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和弘扬自身的优良文化传统，以之为基础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文化，扩大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必须顺应全球化之大势，在世界文化交往和竞争过程中，以开放和进取的态度，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沟通与合作，主动地融入到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中去，主动参与世界文化之全球化进程，从而对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维护文化生态平衡、建设和谐世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