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介时代，电视的价值在哪里

　　监测环境与记录历史是电视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从媒介发展史来看，文字的出现没有代替口语，广播的出现没有代替报纸，电视的出现也没有代替电影。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没有完全代替前者，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传播媒介的功能。从中可以发现，一种媒介是否会消亡，要看在社会上是否拥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

　　电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它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和对历史的记录上。电视在传播上虽然是线性和转瞬即逝的，但是电视却可以留下能够保存的音视频作品，从而沉淀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常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在电视提供的各类产品中，电视记录历史这一价值则是主要通过新闻报道实现的。

　　在有关传媒职能的各项表述中，监测社会环境往往是位于第一位的职能。“通过报道材料，我们每日任何时候都能知道我们想要了解的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可以周期性地更新我们的知识。”社会急剧变化，而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能力又有限，电视新闻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让我们不断认识正在变化的世界，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

　　电视媒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中介，人们之所以会信赖电视，都是来自于它长期提供的准确、可靠、客观的信息。当社会环境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如突发性事件、重大灾难时，电视的直播优势就更加凸显了监测环境的社会价值。

　　正如麦克卢汉强调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形式本身超越了内容的价值，在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直播技术，也同样具有比内容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与新中介使用者个人化的记录不同，电视直播的记录依托于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的新闻资源开发与整合，具有新媒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

　　例如，在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仅仅18分钟，上海东方卫视就组织启动了电视直播报道，联系该台驻川记者和四川当地媒体的记者，播发震感范围、破坏情况、救援组织情况，以及震区的山川地理背景和天气信息，成为公众在震后初期获得震区消息的最主要来源。虽然电视媒体无法做到像新媒体那样第一时间披露地震的发生，但是却能够依靠平时积累起来的“监测环境”的专业经验，提供对社会而言对最有用的信息，在监测环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协调社会等其他功能。

　　此外，美国学者戴扬和卡茨定义的媒介事件也是电视社会价值的体现。“媒介事件”是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也往往会成为人们生活中共同议论的话题。媒介事件对人们的吸引力，得益于电视直播技术所带来的“在场感”“参与感”，让每一个观看者可以亲历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同样表明了电视新闻在记录历史中的特殊作用。

　　无论是日常新闻，还是突发事件，电视媒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的正是新媒体所欠缺的专业、权威、可靠的优势。可以说，电视在社会领域的独特位置，是其在经年累月的、持续的新闻报道中积累起来的，而环境监测的品质决定了电视对历史、时代记录的客观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立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申“新闻立台”就是重申电视媒体存在的核心价值，也是对电视“社会监测者”和“历史记录者”角色的强调。

电视生存价值的实现需要依托于新中介的平台与技术

　　新中介分流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把它们带到了电脑、手机和平板终端面前，但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事实却是，他们在新中介上收看的内容却主要是由传统电视业提供的。

　　例如国外最著名的视频网站Youtube，在建立之初吸引了许多网民上传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定位一个原创视频分享平台。但随着人们原创热情的减少，以及该网站相继与世界主流广播电视公司的结盟，随着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专业产制内容）远远超过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自产内容）的比重，Youtube到2011年后干脆把电视机频道搬到了网络上，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网络收视平台”。

　　Youtube转型的这个例子，又把我们带回“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眼下传统电视业的渠道劣势是一块短板，但另一方面这个行业却保持着强劲的内容优势。即使是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也更青睐电视提供的视频内容。新技术发展把以往家庭空间中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的亲密感消解了，使网络收视取代了传统电视机的收视，这看似是对物质载体层面的电视媒体的消解，但实际上并未触动电视业发展的根基——专业化的内容。

　　可见，电视的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为社会组织的电视台所提供的专业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渠道就不重要，相反，渠道却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内容的发挥，比如电视机这种局限在特定时空中的线性终端。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电视要想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除了保持内容优势，还必须填补渠道上的短板。

　　可以想象，当传统电视业不限于把电视机看作是输出的唯一通路，转身寻求更符合受众收视习惯的新中介渠道时，无疑将在客观上拓展电视内容的传播范围。如《中国好声音》第二年的网络版权以一个亿卖断给搜狐，就是拓展渠道的尝试。

　　这样的尝试对传统电视业并不是被动选择，主动拥抱新中介，反而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社会化收视”的新景象：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一边收看电视新闻或节目，一边在网络上同他人分享观看的想法和意见。近年来，春节联欢晚会就带有“社会化收视”的特征，在这样的大型媒介事件前，社交媒体等新中介负责提供吐槽点评、互动讨论的平台，而传统电视业则只需负责提供具有话题性质的内容。这种情形下，电视可能并非信息接收的唯一终端，但电视生产的议题却很容易成为其他终端上被关注、被热议、被争论、被调侃的焦点的源头。电视对社会热点的“引爆作用”有助于电视内容在新中介的平台上提升影响力，获得更多的关注度。而那些没有收看某档电视节目却看到社交媒体评价的人，则会因为周围人对这档节目的关注而去主动收看，产生新的收视需求。这对于电视业而言，是观众的“回流”，回流的前提则是这档电视节目的内容要足够好。

　　新中介一定程度上通过更便捷的终端分流了电视的观众，但观众也会因为高品质电视内容而重回电视机前。近年许多电视娱乐节目的收视率的攀升之路，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新中介平台的分享和互动实现的。这从侧面说明了电视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特殊的“社交价值”。

　　新中介不仅可以当作电视媒体实现价值的平台，亦可充当其提升内容品质的技术帮手。例如，数据新闻的走红需要电视媒体在新闻的可视化表达上有所突破。而各类新中介的应用软件，可以被传统电视业加以利用。如BBC Live频道对埃及骚乱的报道，这一频道除了全方位的电视新闻报道外，还对记者采集的新闻图片，结合谷歌地图进行了再加工，用互动图表的方法，对骚乱聚集地广场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俯瞰式再现。BBC Live频道的记者甚至环绕营地一周，用相机记录下了营地的整体概况并用可视化的图表进行了原景再现。这里提到的谷歌地图软件就是对电视业而言一种实用的新中介技术。

　　传统电视业在搜寻内容素材时，也会借助新中介技术，甚至自己搭建中介平台。如BBC成立的“用户生产内容集成中心”，可以集中处理受众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新闻信息，并提供给BBC的各编辑部和播出机构使用。这个中心本身突破了传统电视业的新闻采集方式，承担了内容素材库的搜集和分发作用。透过这两个例子，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传统电视业的生产环节还是接收环节，都能看到新中介的影子，服务于电视媒体监测环境、记录历史等社会价值的实现。所以，新中介并非只带来冲击，顺势而为的电视媒体完全可以开掘新中介的功能，从而达到电视传播中扬长避短的理想状态。

对公信力、专业品质、社会责任的坚守是电视发挥价值的保障

　　同新媒体和新中介相比，电视传媒组织有受过训练的专业的采编制作队伍，并且在几十年到几百年的发展中，积累形成了自己的公信力。但是，新中介时代电视媒介的公信力却是充满风险的易碎品。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环境下，一旦电视上出现移花接木的新闻镜头，或是立场偏颇过于主观的新闻报道，或是用陈旧的宣传套路来制作新闻时，就会很快被细心的网民指出问题，并迅即产生批评的舆论风暴，而参与批评的网民越多，电视媒体的公信力也损耗得越快。至于电视上出现明显有违职业道德的情况时，媒体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有可能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一夜轰塌。

　　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2012年11月，在江苏教育电视台《棒棒棒》节目制作中，模特干露露现场与台下的观众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甚至口无遮拦，大骂脏话，后来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引发众多网民的愤怒。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做法被指责为一种不顾社会责任的媚俗化炒作，也因此名誉大跌。与新中介对电视媒体的冲击相比较，电视媒体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放弃，无异于自断出路，其消极后果自然要比所受冲击带来的影响严重得多。

　　传统媒体时代，电视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收视的单向传播，造成受众对电视的意见反馈渠道有限。但随着新中介技术对公众话语权的提升，随时随地表达对电视的意见成为现实，并变得简单便利活跃起来。传统电视业目前要面对更加挑剔和仔细的观众，其自身的权威也面临着解构的危机。这种“围观”造成的压力，正在倒逼传统电视行业做出更严格的自律选择。所以，在新媒体开放的批评环境下，电视媒体要想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更加努力坚守好新闻的专业品质和责任。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职业化的理想和操作规范，真实、客观、法治等新闻理念都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只是一种理念，但之于电视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的，却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灵魂和精髓。当前，电视新闻从业者职业倦怠的普遍，以及职业理想的迷茫和困惑，除了与整个社会转型的宏观环境有关外，也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缺位有关。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这是白岩松把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的年代与当下所做的对比。

　　电视在传播渠道上的衰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补救，而电视新闻人专业主义精神的衰落，才是真正的衰落。传统的电视业要保持权威和优势，要确立生存的空间，恐怕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专业主义的精神复位，让新闻职业理想重新回归。